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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,根据现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八条,“以噪制噪”行为已经违反了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,按规定,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,处警告;警告后不改正的,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。“反击”设备所产生的持续、循环、强烈的噪声,乃至模拟出的各类生活噪声,都属于故意制造噪声的范畴。与此同时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二百八十八条也规定了处理相邻关系的基本原则:“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、方便生活、团结互助、公平合理的原则,正确处理相邻关系。”“噪音反击”的手段显然不符合团结互助、公平合理的原则,也构成了相邻权的侵权。
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,如果在销售产品时,商家明确说明了产品功能,就属于教唆消费者用于扰乱他人生活,那么商家也可能构成共同侵权。而现实中,这些所谓“神器”的销售者,其实非常清楚自己可能承担的法律风险。在小莫向记者推荐“静界工坊”的微信账号前,记者也曾尝试在社交平台寻找购买渠道。在此过程中,记者先后辗转了多个群聊,最终才在一张群聊置顶图片中,找到了一极不清晰的微信账号。购买“神器”前,记者又特意问及其法律风险,对此,客服人员显得尤为谨慎,称“到货后,会安排语音通话”。在后续的通话中,他则指导记者:“可以去网上购买一个可视门铃,随时关注门口情况。如果看到警察上门,就赶紧把产品收起来;如果被询问,就表示‘不知情’‘没使用过’。”挂电话前,他再次提醒记者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,“不然轻则没收,重则被处罚”。
据他回忆,今年年初,楼下的邻居刚搬进来不久,就开始陆续出现凌晨大喊大叫、甩门以及重物坠地的各种声音。“一开始,我先下楼提醒,态度也是善意的,但三番五次都未见起效。后来敲门也不开,我只能在他们门上写大字、贴条子。还是没用,我又去找物业,而后再找到居委会。”不过,小莫觉得,工作人员的调解也同样“用处不大”,“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,调解之后楼下的声音反而更大了,像在报复我们”。如此循环往复了近半年之久,直到忍无可忍小莫才选择了报警。民警连续几次出警调解依然无效后,他才决定“靠自己”。不过,他也坦言,自己知道这样不对。
在社交平台,记者认识了另一位网友许先生。天气转凉以来,空调成为了他与楼上邻居之间的矛盾症结。“他们说我们家的空调外机会震动墙体,低频共震穿透能力很强,嗡嗡的声音影响了他们一家的休息。”许先生告诉记者,考虑到自家的空调确实使用年头已经比较长了,邻居上门后,他第一时间联系了品牌的维修人员上门检修,但空调并没有问题,“我只能让工人们帮我重新上了上螺丝,希望能减少空调运行时外机的震动。”然而,邻居依然对收效不甚满意,反复沟通了几次之后,甚至提出了“换空调”“晚上不能开空调”这样的要求。事实上,据品牌客服回复,外机的震动实属正常现象。对此,许先生有些生气,便没有对邻居的要求做出反馈。他哪里能想到,邻居竟会进行反击,“这两天,只要晚上我们家一开空调,楼上就‘哐哐哐’地砸地。”
对于执法人员来说,这些邻里之间的尖锐对立,也恰恰反映了社区生活噪声治理的难点。在采访中,上海公安学院治安系副主任余定猛教授提到,噪声具有瞬时性、主观性等特点。“比如重物坠落的声音、拖动椅子的声音、孩子跑跳的声音等等,很有可能是一阵子声音很大,民警上门的时候,又不一定能够取证到。”余教授说,“另一方面,不同的人对于噪声的忍耐程度和敏感性也不一样,而在现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框架下,对于‘干扰他人正常生活’的认定标准不够清晰,这也造成了基层民警在取证及处理时会遇到难题,有时难以精准界定和处罚。”因此,即使公安机关已经耗费了大量的警力,很多矛盾依然遗留下来,成为了这些不理性的“反击”行为出现的导火索。
对比现行法律,余定猛教授做出了细致的解析。首先,现行法律规定,“警告后不改正的,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”。对于部分反复滋扰、恶意制造噪声的行为人而言,这种行为面临的处罚后果相对较轻,难以形成有效震慑,导致违法行为容易复发。而新法引入“拘留”,并提高了罚款额度,执法力度明显升级,法律的威慑力得到强化。基于此,新法在理念上也侧重强调了公安机关的“末端管理”。余教授指出,新法确定了噪声污染防治的一个前置性程序,构建了“社会调解优先、行政处理前置、公安处罚托底”的新模式,这就将民警从当前“报警-出警-调解-再报警”的恶性循环中抽离出来。与此同时,面对噪声的特殊属性,设定了一定的前置性程序,如居委会或物业的《劝阻通知书》、调解记录、12345工单回复等书面或视音频证据,也能使后续的执法流程事实更清楚、证据更扎实,更有利于最终的执行和矛盾的彻底解决。
据相关负责人介绍,由于“商铺噪声扰民”问题,长期以来,街区内商户与居民两大群体间的矛盾层出不穷,一度成为网格治理中的瓶颈问题。眼看着两方利益难以调和,矛盾日益凸显,2025年3月,由丽蒙网格牵头,以走访调研、座谈交流等形式,向热心居民、商户代表和居民区党组织征集了意见建议,并形成了街区赋能项目。“我们制定了一份《丽蒙街区噪音治理公约》,明确了商户的降噪责任;组建起了一支丽蒙宁静街区志愿者队伍,在商铺和网格工作站设立‘噪声调解角’,针对早晚高峰关键时段,建立商居沟通缓冲渠道,促进矛盾就地化解。”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在针对噪声扰民的治理过程中,网格打破了原来主管部门“单打独斗”的工作模式,例如,《公约》在制定过程中,公安、生态、城管、消防等各相关条线部门与各居民区党总支共同破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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